刘曙光

首先我想说两句话题外的话。一句是非常高兴参加我们的世界遗产监测年会。通过今天上午的会议，我感觉到世界遗产监测年会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在稳定而明显的进步，越来越贴近我们的工作实际，也越来越发人深思。第二句是特别高兴来到大足参会，大足石刻研究院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在文物保护和世界遗产监测上都建立了彼此信任、相互支撑的良好关系。

来之前，我看了今年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年度总报告，写得非常详实。跟去年的相比，更加贴近服务管理层、服务各个遗产地实践这个总目标。这份报告发现、解读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很多问题，我觉得每个人应该认真地阅读年度总报告。因为报告写得太好了，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请大家允许我稍微务虚一些，放开畅想了一下，讲讲这个有点大的题目。

•  在建设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进程当中，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应该首当其冲。

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有很多的特征，特别是在文化上也有很多新的提法、新的要求。前几天，习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文章。文章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面提到了“面向世界”，在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中，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应该首当其冲。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中国最优质的不可移动文物或者是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管理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文物事业的总体质量。同时，中办、国办去年发布《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里面也有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内容。文物领域的深化改革，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改革应该是重中之重。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讲：“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一方面，这意味着迎接我们的是更加明亮的聚光灯和更多的掌声和喝彩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沉甸甸的责任。前不久，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主席宣布了几个行动计划，排在首位的是“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显然，中国要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排头兵、做领头羊，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我们今天提出建设世界文化遗产强国，应当是一个题中应有之意。

•  “大国”与“强国”

“强”不见得一定“大”，但是“大”容易做“强”。大国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强国，从大国到强国可以是近在咫尺，也可以差得比较远。“大”意味着但不仅仅意味着世界遗产的“数量多”，而数量多少也是一个相对数。比如截止到今天（2019年6月18日），中国有53处世界遗产，数量不算少了，但和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相比，53处也不能说是很大的数目。***在国土面积上是小国，但在世界遗产的领域里，我个人认为它既是大国也是强国。不仅是因为***所拥有的世界遗产的数量，也是***对世界文化遗产发展做出的贡献。我们知道，是***学者在探索所谓东方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遗产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另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也对全球文化遗产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样的理论贡献及其丰富的实践，是决定***作为一个遗产大国的基本标准。即便从申遗策略上来讲，我也觉得***人也颇为高明，比如***把冲绳群岛琉球王国时期的遗址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宣传***的历史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世界遗产强国的“标配”

世界级的大国，除了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之外，都还有一个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世界级大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是面向全世界的文物收藏，第二是面向全世界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第三是面向全世界特别是战乱贫困地区的文物保护，第四是拥有世界知名的大学或者是专业机构、专家队伍和知名的学者，换句话说要培养全世界的文化遗产的学生和工作者。第五，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组织当中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我觉得这是世界级大国的“文化遗产标配”。世界遗产强国可以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传统、众多的专家学者，以及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广泛的人脉，拥有比较大的话语权，主导并深度参与政策或者是规则的制定，发起并引领学术基础研究，担当重要的国际使命和责任。

• 建设世界遗产强国的四个方面

能不能成为世界遗产的大国和强国，我个人认为首先取决于国情，也就是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文化传承。我认为从国情的方面建设文化遗产强国，我们没有问题；我这里主要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反省自己。

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已经是文化遗产的大国。前不久，宋新潮副局长专门发表文章，介绍世界遗产理念传播，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的快速发展，以及世界遗产事业给中国文物事业带来巨大的进步，这个大家都有所了解，我就不再重复了。今天在这里我想从基础工作的角度，分四个方面讲讲建设世界文化遗产强国所涉及到的一些基础工作或者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世界遗产的本质和精神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套通过不断进化、不断完善而维护其品质和声誉的理论、技术和知识体系。不光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名胜古迹、美好河山，在其背后还有一套支撑的理论技术和知识的体系。

其次，为了维护这种的品质，还需要一套不断升级、不断改版，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事业需求的操作系统。比如《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这个《操作指南》从发布到现在已经改过多次了，以至于很多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研究《操作指南》及其修订上。

再次，世界遗产是密切遗产保护与当地民众和社区关系，推动文化对话，增强文化多样性，助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事业。教科文组织搞了很多的项目或者活动，世界遗产好像是其中最生动、最活泼、最有影响力的项目，因为相比科技和教育，文化遗产的门槛是比较低的，而且比较容易跟社会、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密切关联，所以能够做得风风火火。现在全球有193个国家都是《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世界遗产遍布全球各地，是教科文组织推动的很成功的社会事业。

最后，世界遗产还是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是以《世界遗产公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作为主体的基本法的国际法体系。世界遗产其实是一个由《世界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构成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法体系。某种意义上，世界遗产的保护是一个执行国际法、履行法律义务和责任的严肃问题。

说到底，世界遗产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东西，代表了一个进步的、文明的、美好的、崇高的理想体系。世界遗产的诞生改变了对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根本性认识，世界遗产建立了全人类共同遗产这样的概念，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过去的文化遗产，我珍惜我的，我破坏你的，发生武装冲突了，我以破坏你的文化遗产作为打击你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成为缔约国，就要在武装冲突下避开对对方文化遗产的破坏，因为对敌方文化遗产的破坏，也是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破坏。这个理念是非常先进的理念，是进步的、理性的、文明的理念。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宣传弘扬世界遗产精神当成建设世界遗产强国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主要是通过专业机构来实施、来发动，面向我们的领导要宣传世界遗产的理念和精神，面向群众更要去宣传世界遗产的理念和精神。宣传一定是第一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此前，国家从地域平衡、从类型平衡性等方面上对世界遗产有过很好的设计，国家文物局“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都讲到世界遗产，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一个打破自然和文化遗产壁垒的统一的世界遗产发展战略，基本上处在策略强、战略弱，计划强、规划弱的状态。要建立世界强国，战略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而且战略规划一定要跳出部门分工的界限，要站在立足于保护和传承展示中华悠久历史、古老文明、大好河山、美好环境这样的高度，要突出中华民族世界遗产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习总书记说的“三个有利于”。

战略规划制定要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有利于展示现代中国的理念怎么理解？我的理解是让世界遗产的申报和管理成为国外人士观察当代中国文化的窗口，通过中国在世界遗产方面的谋划和导向，让国外人士看到真实的现代中国，要通过世界遗产表现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文明观、文化观、价值观，借助世界遗产的舞台把我们对于当今世界的一些看法，一些主张表达出去。

做好新时期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关系到我大国形象、文化软实力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样的发展战略要分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

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管理，有中央直管的，有省里管的，有县里管的，还有村民自治的。既然都是世界遗产，在管理体制上是否可以按照同一个标准？敦煌的樊锦诗院长早年有个提案，世界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来管。这些年，关于改革文物管理体制的呼声一直不断，去年国家文物局起草关于文物保护改革利用的文件中也讨论过如何加大中央政府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是对于一些重要的文物机构管理问题。当时我曾提出，采取央地共建机制，今天我还是这个意见。

此外，在体制改革需要谨慎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制上多一点建设？十九大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理念，就是共享互通。我们世界遗产领域在共享互建、互联互通做得很差，不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不沟通，就算文化遗产内部的共享互通也不是很多。我们可以多设计一些共享互通的项目，在资源、人才、管理经验等方面多一些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多建立一些打破地域和类别界限的学术研究、开放管理和文旅融合的机制，对于整个世界遗产建设发展至关重要，在今天各行各业都讲究互联互通共享的情况下，我们的世界遗产一定要实现“一卡通”。现在各自为政，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也会使我们失去很多发展的机遇，所以我觉得要建设文化强国，必须要积极努力的探索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要加强共建共享、互联互通。

我始终认为，世界遗产监测在世界各国都重要，但在中国尤其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一些世界遗产的诞生途径很特别。有的遗产不是经过长期的研究、很成熟的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在大量社会动员、资金和人力投入下，短时间内达到世界遗产标准的，存在很多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的隐患。世界遗产申报成功之后还有很多考古工作，还有很多景区建设，必须置于科学的监测之下。另外，我们国家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法制社会，有时候、有的地方领导脑子一热，什么法都敢违背，所以没有监测的威慑是不行的。我们今天常说，中国文物已经从抢救性保护过度到预防性保护了，预防性保护主要是靠监测；如果没有监测，预防性保护就没有基本的载体。所以，强化和规范世界遗产监测是我们建设世界遗产强国重要的抓手。我们幸运地赶上了数字时代，可以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把我们的世界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建立在比较高的起点上，我国的制度优势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这也是我们的幸运。

我认为本次会议上发布的《世界遗产监测工作指南》非常有用。监测绝不是你想不想做、愿意不愿意做的问题，是必须要做的。既然必须要做，就要努力做好。这里我有一个呼吁，希望世界遗产监测年度总报告一定要向社会发布，不止在业内公开，同时也要向社会公开。国务院三番五次发文推进政务公开，强调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特例。世界文化遗产不应该是特例，世界文化遗产是最优质的文化遗产，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是最受社会关注的。所以，我希望有朝一日监测年度总报告及时地全本向社会公开。甚至可以说，如果监测年度总报告能够定时向社会公开，我们的世界遗产强国建设就正式起步了。